建安元年，初，随着袁术的覆灭，大汉的南方暂时归于平静，而整个北方在刘和的治理下，比南方更加井然有序。
放眼望去，除了关中和凉州还在军阀混战之外，其余的地方都停止了争斗，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安宁与平静。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向前发展，就算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无法恢复到鼎盛时期那样，但至少可以让大汉缓缓地从连年混战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泥潭之中恢复元气，增加人口，储备粮食，最终走向复苏兴旺的道路。
然而，老天爷似乎诚心要跟大汉作对，就连这来之不易的短暂安宁，也不愿意给大汉百姓。刚刚有所好转的局势，因为一些人力无法控制的原因，很快就变得急转直下，甚至于更加的恶化……
这一次，打破平静局势的不是人祸，而是天灾。
在华夏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现象，而在东汉末年的五十年间，更是达到了令人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段时期内，华夏人口的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和后世，都很难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比的时代。
纵观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和帝、顺帝在位的时期，那个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接近了六千万。然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夏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到了桓帝在位的时候，朝廷曾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户口清查行动，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数据是大汉有人口五千六百多万，略低于和帝时期近六千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以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大汉的人口竟然下降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后世各类史学家列出的汉末的人口数字统计，出入虽然比较大，但整体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却是保持了一致。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录，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华夏的人口“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也就是与鼎盛时期相比，只剩下了两成。但这时候的华夏，依然没有和平，在这种十不存一二的严峻形势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之战，曹操南下平定荆州、鏖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夺取巴蜀，曹操收复河西的兼并之战。直到吴蜀两国彝陵大战之后，华夏才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期。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搏斗，对于本就少得可怜的大汉人口，不啻为雪上加霜。
魏国建立初期，大臣陈群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也就跟文帝、景帝时期的一个大郡差不多。比如人口众多的南阳郡，在最繁华的时期，一郡便有四百多万人，而魏国在建立初期，也就四五百万人口。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记载，蜀国在刘禅登基时，人口是九十万，到了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九十四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加在一起，华夏的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五百三十七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两百三十万。这样加起来，华夏的总人口也不超过八百万。这还是后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后，长期恢复人口所达到的数字。
刘和记得，三国时期华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在三国之后，华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宋末元初。当时的蒙古人，从东面一口气杀到西面，消灭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华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这已经算得上近千年来华夏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但与汉末三国时代的惨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谈起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人口锐减，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比如从黄巾起义开始的全国性内部混战。当时的黄巾起义，采取的是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从一爆发就是全面的国内战争，战火几乎蔓延到了整个大汉。
又比如东汉末年各地崛起的军阀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权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是不断抓取壮丁，导致司隶地区的百姓大量逃亡。当时北方的各路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攻城掠地时，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当做“人肉盾牌”挡在部队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
在刘和没有重生的那个时空当中，刘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长者，他明明知道公孙瓒有不臣之心，但却没有大肆在北方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军队。而当刘虞匆匆发起对公孙瓒的讨伐之战时，他还要求麾下士兵要爱惜百姓的房屋，不许焚烧城池，结果对上了拿着百姓充当“肉盾”的公孙瓒这种赖皮，然后被公孙瓒轻松逆袭，最终丢了性命。
实际上，当时刘虞主政的幽州，因为很好地控制了民乱和边患，在黄巾大乱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到来，如果刘虞想要“暴兵”，随便就能召到十几万人，而有了这十几万大军，对付公孙瓒和立足渤海未稳的袁绍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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