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晌，崇祯问道：“承恩，前几天朕出宫私访，发现南京城内多了不少的流民和乞丐。根据朕明察暗访的消息，南京城内每天都都有人饿死街头，秦淮河上时常有乞丐的浮尸。这件事，你可知情？”
“奴婢知道的！”王承恩低眉说道。
“连京师也出现这般的惨状，这京师以外，该乱成什么样子！”崇祯叹息。
王承恩道：“皇爷，京师出现的乞丐，大多是因为中原兵荒马乱，大量的流民涌入南京，希望在首善之地，获得救济。但是……京师的各部官员纷纷推诿，富户们宁可在秦淮河画舫上，一夜之间豪掷千金，也少有人拿出钱财施舍。”
崇祯说道：“可以多在京师成立一些作坊吗！造纸的、织布的、酿酒的、打铁的、造船的、贸易的，都可以做起来。将流民们多雇佣起来，让民心安定起来。乞丐和流民，长久下去，不但影响国家安定，对于流民自己而言，也是生活在混乱、易滋生罪恶的环境中。”
王承恩苦笑，说道：“肖大人那样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朝廷很难找到第二个了。没有肖大人这样的能力，官办的作坊哪怕的赚钱的生意，也会被做成亏本的。反倒是，那些官员们自家经营的私产，少有不赚钱的。况且，以工代赈，钱从何处来？加税？”
崇祯深思，久久不语。
明朝的体制，是吸取宋朝的教训，加上朱元璋底层出身，看不惯商人。所以，制定了重农抑商国策，将大量的土地，组织军户屯田。
而明初时期，继承了历朝历代的传统官田遗产，再加上蒙古人圈占的土地，使得明初朝廷本身就成为了占据天下绝大多数良田的地主。明初时朝廷的主要的财源不是通过税收，而是朝廷官田收取田租，加上屯田用来养兵。赋税的收入，反而不是明初的主要财政来源，这也是明初制定“轻徭薄赋”国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自得的炫耀，自己无需花费朝廷一分钱，就养活了百万大军。因为，明初时，军户和民户是二元社会，占据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军户家庭，占据了整个天下的30%的土地。明初的军户可谓是天之骄子，民户想要成军户都很困难。
而明朝末年，大量的官田、军屯，纷纷被利益集团们瓜分掉了。这样，官田收的租金减少，只能用加税来，或者是增加其他官田佃农的田租来弥补。以至于很多的佃农不愿意租种官田的田地，地方政府见到官田无人来种，纷纷将官田卖给地方豪门。
这样一来，陷入了恶性循环，官田越来越少，赋税越来越高。军屯也是同一个道理，纷纷被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鲸吞侵占军户们的土地，军户们没有田地，还要承担各种军事任务，于是纷纷的逃亡。
解决眼前的各种问题，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立竿见影增加的办法，似乎的要加税。
但是，加税是饮鸩止渴，解决当前问题，很快又会引爆更多的问题。
“税是不能加的……”崇祯摇头说道，“今后任谁提加税，尤其是增加农民的税，当诛！最苦莫过于农民，丰年也不过是吃个饱餐，荒年就要忍受饥寒。现在提加税，就是官逼民反，就是祸乱天下！”
“皇爷圣明！”王承恩真心奉承说道。
“不能加税……”崇祯思索半晌，说道，“但是必须要让流民稳定起来！以工代赈，让流民获得安置，也不能完全靠着朝廷……朕看来，既然商人经营实业能赚钱，就鼓励商人去做吧！商人雇佣的流民数量多了，也减轻了社会负担。过去，朝廷对于商人的政策完全是错了，本该收的商业税税，却收不了。本该鼓励经商，但是各地官府却是抑制商业。完全做反了。现在，不能过急的拨乱反正。暂时，对于商业税的问题，收不到就不收，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商人去大胆赚钱，雇佣更多人去经营商业。这是一个当前的大局！等到大局稳定了，再按照税法征收本该收取的商业税……”
“当然，有些事商人们不去做，也做不好的，还是要官府去做的！比如金陵的龙江船厂早该好好整顿，好好经营了，务必让船厂真正的造船。除了小型的漕船之外，还要造宝船、福船、沙船。船造出来后，鼓励百姓出海贸易。朕知道，我大明的商品，大多数贩卖到海外，多是能赚钱的。能赚钱，既能养活大量的雇工。大家都会雇佣做工了，便能活下来，整个大局也就活了！”
其实，崇祯方才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人重商主义，或者说是重视出口主义。17世纪的英国人，出版了一些经济学著作，比如《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主要集中阐述了对外出口商品，对于英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这一系列的重商主义的著作，虽然局限于出口，赚取更多的金银这个问题上。甚至，极端一点，英国人将金银货币当做了财富本身，而没有认识到金币银币仅仅是一般等价物，仅是财富兑换的媒介。
但是，17世纪的英国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一系列的重商主义理论，对于英国的工商发展是影响深远的。但是，英国人崇尚出口主义，进而产生贸易保护主义。鼓励本国向外国出口，但是歧视外国商品向英国出口。只要英国能生产的，哪怕产品质量差一点，也用政策来禁止外国同类商品向英国销售。除了英国不能生产的，比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等，才会在海外进口。比如，1651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鼓励英国的商人进行航海出口贸易。同时规定英国商人向海外出口商品，只允许雇佣英国的船只，而不允许雇佣外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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