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河独依大树，以三大弓迭射，应弦穿扎，死者甚众，贼不敢逼，乃从后刺之，铁枪洞胸，犹执弓不释。虏人亦相谓曰：“若有此数人，实难抵挡。”
应河死，大明封赠辽东伯，终明一世，朝鲜得赐明爵者仅此一人。——《朝鲜李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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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河痛恨金景瑞之流对父母之邦的肆意污蔑，他虽是左营将但其实却是文官，奉王命领军之前乃是宣川郡守。
经历过“壬辰倭乱”的金应河，并且幼时曾随父亲往燕京求学的金应河对父母之邦大明的感情是极其强烈的，他在宣川郡守任上得知建州女真叛乱称金国时，便上书议政府请求立即出兵平叛。
朝鲜国内，大部分官员也认为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所以朝鲜出兵帮助明朝平叛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也有一部分官员却认为建州女真叛乱是明朝内部的事，并且建州女真实力很强悍，朝鲜多年来一直受天灾人祸影响，前番又有明军擅自渡江在朝鲜北部私划协安区，使朝鲜北部数道钱粮无法输入汉城，致国力大损。而那协安区官员更是假明使之威自行其是，不将议政府放在眼中，暗行独立之实。
加之明朝竟然在时隔二十年后要求朝鲜补偿“壬辰倭乱”给明朝带来的损失，使得朝鲜的财政雪上加霜，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朝鲜官员对于父母之邦明朝就产生了不满。
他们承认明朝因为援救朝鲜而导致国内发生了很大的财政问题，军队的损失更大，但却认为这是明朝作为宗主国对于藩属应尽的义务。
作为宗主上国，明朝的索赔在道义上是占不住脚的，也是毫无道理的！
甚至于一些朝鲜官员背地里对于明朝发生建州叛乱很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上苍对明朝向朝鲜索赔的惩罚。
其中最为激烈的官员便是朝鲜国内的西人党，这是一支由和大北派争权失败的官员所结之党。
西人党的首领金鎏在听说明朝皇帝遣使要朝鲜出兵助战时，便曾入宫向光海君进言，要求光海君向明朝表示国内南部仍存在倭寇威胁，所以朝鲜暂时无法向明朝派兵。
“我国乃是明朝藩属，纵是不出兵助战，明朝亦不会拿我国如何。但金国女真却是我朝鲜世敌，若知我国出兵相助明朝，必然报复。”
金鎏等人的理由很有道理，朝鲜不出兵，明朝方面顶多就是斥责，不会拿朝鲜怎么样。可女真人就不同了，他们可是随时都可能越过鸭绿江的。
时光海君因为朝鲜北部协安区的建立，以及数年前签订的种种密约对明朝也深为不满，便听从了金鎏等人的意见，上书北京表示朝鲜“只把截鸭绿江上下，以为声援，用固藩屏，不使女真叛军过江。”
如实在不行，光海君也希望将朝鲜军队混编在明军序列之中，不单独成军。但是朝鲜方面至多只能出兵七千。
这样做的好处是万一明朝战败，朝鲜也可以向女真人表示他们是受明朝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最早接到朝鲜方面回奏的是前任辽东巡抚李维翰，当时因为抚顺、清河的相继战败，李维翰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所以实在是没有功夫和朝鲜方面争论什么。
就在朝鲜君臣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那个曾经率明军私自渡江骚扰朝鲜北部，抢走了朝鲜端川银矿，所谓明朝皇帝特使的魏太监竟然率领明军从海对岸的日本渡海而来！
这个万万想不到的变故让朝鲜方面所说的国内存在倭寇威胁的借口就变得十分可笑了。
日本幕府都被明朝击败了，西南强藩萨摩成了明朝军队的一部分，又哪来的倭寇在朝鲜活动的？
面对从对马海峡源源不断用战船运到朝鲜的明国军队以及数量众多的日本军队，在听取了兵曹判书李恒书“我国兵不堪一战”的分析后，光海君打开国门热烈迎接了明使一行，并要议政府配合明朝皇军在汉城设立办事处。
此后明使魏太监至汉城，朝鲜上下就差夹道欢迎了。
最终，在明军实实在在的武力威胁下，以及明朝可能会重翻永昌之死的逼迫下，光海君无奈同意了明使提出的四个条件，并正式签订了条约。
但在和明军有关出兵的具体谈判中，兵曹判书李恒书听说大明起复了朝鲜大恩人杨镐出任辽东经略，又打听出明使魏太监竟是杨镐门生，于是便想利用这层关系为朝鲜争取一些利益。
李恒书希望明使能够同意朝鲜只出兵七千人助战，这个也是当初光海君在给北京的上奏给出的数字。
朝鲜方面打的算盘是就出七千兵，并且还不实际参与对女真的战事，只在鸭绿江边虚应故事。
负责军事谈判的皇军菊机关负责人葛三郎一眼就看出了朝鲜人的鬼心思，他愤怒说道：“当初过事不急之时，酌定以七千之数。今建奴贼势正张，我朝廷已动天下之兵大举征剿，尔国当依督府咨会，急拨数万军兵依期听候才是！怎能还只以七千，这分明就是欲为塞责之计，在尔国君臣心中，可有道义二字！尔君臣安敢如此负我国！”
“不敢，不敢！”
在葛三郎这里碰壁之后，李恒书和姜弘立等人灰头土脸，但二人很快又拜见了刚从汉城附近流山玩水回来的魏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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